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

　　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希望对你有帮助!

　　南宋初，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将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余人列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创作具有与黄庭坚类似的众多特点，讲究用典，生新瘦硬，是宋代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他们后来又被称为这个诗派的“三宗”。这个诗派最主要的特征是在语言技巧方面“以故为新”，讲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去摹古、变古，追求奇险硬涩的风格。 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的诗歌理论有很大影响。他的诗歌理论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诸如诗歌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诗人论以及诗的境界、风格等都有所论及。但是主要还是诗歌创作论范畴。 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要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他主张多读前人作品，从中汲取艺术营养，熟练地掌握炼字、造句、谋篇等写技巧，同时力求打破技巧的束缚而进入“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并争取超越前人而自成一家。他极力推崇杜甫，把晚期杜甫诗视为宋诗美学理想的参照典范。他的尊杜观点最能体现宋代诗学的时代精神。他主张对前代诗歌的语言艺术作积极的借鉴。。他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故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黄庭坚在创作实践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后来有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奉此为圭臬，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经非常显著，如当时的汪藻等人虽然没有被看成诗派中人，但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黄庭坚和陈师道较大的影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更遍及于整个诗坛，象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宋代以后也不绝如缕，其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江西诗派的宗主黄庭坚倡导求新求变，要在广泛吸取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后上推陈出新，自成一家，这种思想贯穿了江西诗派的正个发展嬗变史。而江西诗派的吕本中也提出“活法”说。“活法”说是促进江西诗派发展变化重要诗学思想，也成为诗坛上公认的艺术准则

　　唐诗继后，宋诗便以“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姿态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期间诗人辈出，同时也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形成、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它是宋代以来最大的文学流派，贯穿两宋，时间持续之久，影响波及近代同光体，对宋代及其后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江西诗派主要是指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中心，以他的诗歌风格为特点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推黄庭坚为宗派之主，而“字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江西诗派由此得名确立。江西诗派的出现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古典诗歌发展到宋诗这个阶段时的重要环节。到了元代方回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

　　诗歌理论

　　江西诗派作家以江西人为多，成就虽各有高下，其师承传授、艺术见解，均与山谷有一脉相承之处。由此可见，江西派人以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理论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关键，黄庭坚乃江西诗派的领袖，他的诗歌理论大致上代表了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是其长期从事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和深切体会，大都散见于书札题跋和部分诗篇中，数量众多，但是如果把握其内在的联系和本质，这些看似散乱的议论，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便是创作论，这是其诗论的精华。

　　一、“不俗”和“独创”。创作论的纲要是强调“不俗”和“独创”，这是其诗歌理论的核心，面对唐诗的诗歌艺术的巅峰，是望而却步还是自从一家，黄庭坚力主后者，同时他为写诗者提出了学习写作的两个步骤，这其中包含了其主要的诗歌理论，也是江西诗派继承延续的流派理论。笔者粗浅地将这两个步骤概括为：熟陈和生新。

　　(一)熟陈，即以学问为诗，这是宋代诗学中的一个特征，关于“熟陈”，黄庭坚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1、 讲究法度和诗艺，师法古人

　　法度即严谨的篇章结构，要求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熟练地掌握各种艺术的法则、手法和技巧。他在《论作诗文》中提到：“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而在审美两难选择时，他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与其和光同尘，不若壁立千仞”，宁因法度而取其斧凿痕，也不因自由而轻率容易。黄庭坚所谓师法的范围不仅是沿袭古人诗歌上的艺术，他说：“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常”也就是说做事可以借鉴宋代杂剧的结构布局艺术，用心构思，是诗的开篇能意脉贯通，引人入胜。在句法和字法上，黄庭坚赞人“所寄诗醇淡而有句法”(《答何静翁诗》)，“用字稳实，句法刻厉而有和气”(《跋雷太简圣俞诗》)，更常说自己从某前辈得句法云云。

　　2、无一字无来处

　　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语耳。”在黄庭坚看来，“无一字无来处”是杜甫、韩愈作诗著文成功的关键。而用典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宋人喜欢以议论为诗，所以善于用典，而黄庭坚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他的创作实践足以印证这一诗论主张。以他的代表作《登快阁》为例，颔联一句：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就是分别汲取前人的诗句融汇而成，如杜甫《天河》：“常时任显晦，秋至辄分明”，《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的《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的“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将这一主张演绎的最为典型的是《和答钱穆父咏猩猩笔》，八句诗中共用了十二个典故，可谓每字均有出处。

　　(二)生新，黄庭坚主张诗歌创作要不傍他人门户，以新奇造语。如在《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中，“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二句，把出于李延年《李夫人歌》的“倾国倾城”这样无人不晓的成语，用来形容美女的词语用来形容诗歌，用得极有新鲜感。

　　他也曾对谢敞、王博喻言：“文章最忌随人后”，又对高子勉宣称“着鞭莫落人后”、“我不为牛后人”。生新包括了以俗为雅和以故求新两方面。

　　1、 以俗为雅

　　在《寄黄几复》诗中的颔联：

　　桃李春风一杯就, 江湖夜夜十年灯

　　桃李、春风、杯酒、江湖、夜雨、灯都是俗事俗物，但经诗人巧妙组合，形成了一幅与人相聚京城、春风得意、饮酒数杯的动人场景，并与诗人此刻独对夜雨孤灯，思念友人，夜不成眠的情形形成对比。诗句看起来是平白通俗的，但意境却雅致高远，蕴藉无穷，故张耒赞为“奇语”。

　　又如在《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一诗，诗中运用猩猩爱喝酒，酒多必醉，人捉其后拔毛制笔、猩猩喜欢穿人木制拖鞋，人们利用猩猩这一特点捉住拔毛制笔等典故，从而将毫不关联的猩猩与毛笔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产生了关联，并使所咏常见俗物有了更为丰富高雅的内涵。

　　2、 以故求新

　　袁枚《续诗品.著我》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文学创作的传统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以故求新”涉及了黄庭坚的两个重要的观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出自《答洪驹父书》中，“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据北宋僧人惠洪的《冷斋夜话》所记，黄庭坚解释其诗歌理论时曾说：“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骨法。”一般认为“点铁成金”是师前人之辞，“夺胎换骨”是师前人之意，但无论师辞还是师意，目的都在于“领略古法生新奇”，这实质上是为人们提示生新的途径，也是其诗学的本质，是为普通人成为诗人找到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黄庭坚在《再次韵杨明叔序》中言：“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兵法”，都是把以俗为雅与以故为新紧联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轻易成就诗歌。江西诗派的另一位宗祖陈师道也认为诗歌要奇崛，认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而且江西诗派后人都以此为纲，反对俗调，务求新奇来进行他们的诗歌创作。

　　清代学者周煌指出，黄庭坚不仅自己“独辟门户”，而且也“衣被天下，教人自为”(《宋黄山谷先生全集序》)，主张自成一家。正因为如此，江西诗派的成员之间虽然师友传授，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畅，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

　　二、“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这是黄庭坚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审美命题。

　　他论诗重意的问题，主张意有所属。所谓的意有所属，指的是诗歌必须有要表达的意，而且此意必须是诗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语约而意深不能不说是山谷诗法的核心观点，黄诗所有章法、句法，都从这个修辞原则生发出来。黄山谷在《论作诗文》中说：“吟诗不必务多，但意尽可也。古人或四句两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诗徒用三十五十韵，子细观之，皆虚语矣。”在这段文字中，山谷强调诗歌一定要表达诗人自己的意。他批评今人诗长三十、五十韵，却不能表达自己之意。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学杜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学杜又非学习其全体，而是重在学杜到夔州以后之诗。在《与王观复书》中曰：“但熟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这里的“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就是黄庭坚所追求的“平淡美”。黄庭坚属意的就是这种用心精密和出乎纯熟的高度统一。这种“平淡美”是侧重于诗歌艺术方面的，是要求经过严密的法度，也即“大巧”之后所达到的纯熟无迹的艺术极致。

　　三、 活法是江西诗派后期诗学的代表性观点

　　活法本是佛教用语，而吕本中将之引入诗界，提出“胸中尘埃去，渐喜诗话活……初如弹丸转，忽若秋兔脱”，随后，他又在《夏均父集序》中详细论述了“活法”这个概念，“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处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发而五定法，五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与语活法矣。”这里的活法的含义是很丰富的，用典使事、写景抒情、结构机轴，处处皆有活法科研。

　　这是吕本中针对江西诗派“法度”带来的弊端的一种改进，可以说，“变化”为江西诗派的“法度”注入的活力。它既肯定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诗人所主张的“法”，又强调灵活多变，为后来的江西派诗人指出了一条继续变化发展的方向。

　　从江西诗派的观点来看，诗中见活法，就是其成功的标志。“活法”说是促进江西诗派发展变化重要诗学思想，也成为诗坛上公认的艺术准则，这也是江西诗派的影响如此在时空范围内如此深远的原因。

　　诗歌理论的得失

　　一、得

　　在一定程度上，江西诗派的求新求变与宋诗的兴盛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与“唐音”相别的“宋调”能够成立，使宋诗彻底地突破了唐诗的藩篱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貌。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诗人的创作功不可没，使宋代的兴盛文学提供了另一种文学体式，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自成一家的提倡也形成宋诗的不同诗风，避免了“千人一面”的缺点。

　　提倡“以学问为诗”强调学问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传统，第一次把文学传统有机地纳入了文学创作之中。运用典故、古语可以扩大语言的涵量，而且，包括典故、古语和一般辞汇在内的力避陈俗、翻奇出新的运用方法，也造成了阅读上的新奇感和兴奋感。在观念上，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精神的新的树立。表面上看，“无一字无来处”是一种技巧，但同时也是宋时代精神的新的树立。

　　“活法”的提出，对江西诗派乃至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它破除了前期许多江西诗派诗人死板的揣摩黄、陈等人的法度，在外在形式上追求与黄、陈形似的做法，为后期江西诗派诗人在风格上的创新变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启迪。可以说，他透露了南北宋之际诗风演变的某种契机。

　　尽管严羽“说江西诗脖，似与江西诗派势不两立，但事实上，由于江西诗派的强大影响力，即使反对声最为强烈的严羽，也不能不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他在《诗辩》中总结的诗之五法实际上包含了江西诗派的基本文学观念，而这种重视十法的观念显然是从江西诗派那里汲取的。而严羽在《诗法》中所云的“下字贵响，造语贵圆。”与吕本中《童蒙诗训》的“七字诗第五字要响，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十分相似，可将江西诗派观念的深刻影响。

　　江西诗派对陆游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陆游拜师曾几，而曾几又是吕本中的弟-子，所以陆游受江西诗派的影响深远。陆游早期的诗歌基本上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十分注重法度和锤炼，到了晚年，陆游依然对“活法”深信不疑，而将曾几的“文章切忌参死句”奉为至宝。江西诗派作为北宋的诗派无论是对其后的诗歌流派，如永嘉四灵、江湖派还是南宋四大家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即使在唐宋诗之争中倾向于唐诗的元代，江西诗派也仍在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波及至明清。

　　二、失

　　江西诗派虽然是宋以后影响最为巨大和深远的诗歌流派，但同时也是遭受批评或者批判最为猛烈的诗歌群体之一。

　　严羽就在《诗法》中指出：“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这显然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确实江西诗派在占据诗坛已久，黄庭坚创立的法度被众多诗人模仿学习，成为又一种程序而固定老化，他所追求的新奇的侍奉，也被众人如高荷、李彭等人的效仿而显露出了生硬晦涩、难以理解的弊端。在《与王观复书》中，黄庭坚就已指出王观复作诗“语生硬不谐律吕”、“好作奇语”、“雕琢功多”，这显然是过分注重法度的后果。

　　其次，古代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根据彼时彼刻的生活创造出来的。学习古人不能代替作者深入生活。江西诗派正是在这个最根本的创作源泉的问题上走了偏路，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作品“往往音节聱牙, 意象迫切, 且议论太多, 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 (刘克庄《后村诗话》) , 丧失了诗歌的美感与灵性，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

　　人物构成

　　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洪炎、洪朋、饶节、僧祖可、徐俯、林敏修、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颉、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25人。认为这些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诗派中并不都是江西人。后被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稍后曾纮、曾思等人也被补入江西诗派。

　　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方回在宋末，又把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二六，评陈与义《清明》）。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发展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空气趋于凝固。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努力，宋诗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内敛。于是，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倾向。

　　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的沉闷空气。崛起于东北的金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灭辽，第二年就攻陷汴京。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淮河以北成为金的领土。在短短两年之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变，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破了诗人们宁静的书斋生活，整个诗坛震惊了，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金兵围攻汴京时，吕本中正在城中，他最早用诗歌记录了那场事变，《守城士》描写了抗金将士的奋勇抵抗，《兵乱后寓小巷中作》刻画了人民遭受战祸的惨状，《城中纪事》控诉了敌军烧杀抢掠的罪行。金兵退后，吕本中又写了《兵乱后自嬉杂诗》29首以抒愤，其一写道：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

　　沉郁悲壮，写出了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

　　其他经历了靖康事变的江西诗派人也有一此类似的作品，例如韩驹的《陵阳先生诗》中就颇多呼吁抗金的诗。即使在咏物、咏史一类传统题材方面，也时而可见他们的忧国伤时之思，如洪炎的《次韵公实雷雨》：惊雷势欲拔三山，急雨声如倒百川。但作奇寒侵客梦，若为一震静胡烟？田园荆棘漫流水，河洛腥膻今几年？拟扣九关笺帝所，人非大手笔非椽。

　　又如徐俯的《咏史》：楚汉分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郑君立义不名籍，项伯胡颜肯姓刘？

　　前一首表示了对沦陷山河的怀念。后一首借古讽今，联系到徐俯在张邦昌僭位时故意名婢女为“昌奴”之事，诗中肯定寓有提倡民族气节的意思。随着宋金和议的签订，江西派诗人又渐渐地恢复了早期的题材内容，但他们在靖康事变后的一度振作毕竟是值得重视的。

　　在南宋初期，江西诗派在艺术风格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黄庭坚的诗论中本来就包含求新求变、自成一家的精神，江西诗派中几个比较杰出诗论家都理解并继承了这种精神。曾季貍在《艇斋诗话》中指出：“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的确，从陈师道、徐俯到吕本中、韩驹，江西诗派成员的诗学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在黄庭坚诗论基本精神的首推吕本中的“活法”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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