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宦海沉浮散文

　　北宋文人地位很高，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苏东坡生活的时代朝廷上党争激烈，他在新旧两党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忠君耿直的苏东坡只能备受打击，远离朝廷，而那些奸吝小人却在朝廷里八面玲珑春风得意。

　　苏东坡出生书香门第，青年才俊。他二十岁出头就高中进士，第二年制科考试又拔头筹。苏东坡的才华得到了皇帝和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原本，他可以平步青云，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然而，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流放。即便是旧党上台，他依然不得志，主动请求外放地方任职。所以，苏东坡的侍妾王朝云说他一肚子不合时宜。

　　王安石任宰相时，实施变法，以求国富民强。他在变法过程中急功近利，刚愎自用。王安石极力提拔任用年轻人，凡是支持拥护变法的人都可以得到重用。苏东坡其实知道王安石的意图，许多奸邪小人于是顺势而上，因此把握朝政，排除异己。苏东坡不是反对变法，而是认为变法要循序渐进，契合实际情况，以利于老百姓。然而，王安石的变法大刀阔斧，不管实际情况，强制推行，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这就有点像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更加贫苦。苏东坡对此不能坐视不管，他就写诗或上表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就让新党的奸邪小人对他产生了怨恨之心。于是，他们网罗罪证，向皇帝进谗言诬陷苏东坡。苏东坡何罪之有呢？他的弟弟苏辙说：“东坡亦何罪？独以名太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东坡写诗说明新法的'弊端不假，特别是他反对不顾实际的“青苗法”。朝廷上的小人从来没有忘记对他的嫉恨，他们诬陷迫害苏东坡。最后，朝廷派钦差将苏东坡关押进了御史台。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苏东坡人生中第一次遭受的沉重打击。虽然最后苏东坡死里逃生，但是被贬到了偏远荒凉的黄州。苏东坡成了一个被地方官看管的农民。

　　变法失败后，王安石罢相。朝廷重新启用辞官隐居的司马光任宰相，旧党得势。苏东坡被召回朝廷，受到重用，连升六级，成了朝廷的三品大员，与宰相之位只差一步之遥。司马光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任宰相之后，废除一切新法，恢复旧制。苏东坡认为新法已经实施多年，其中有不少措施很好，有利于百姓，不应该全部废除。于是，他与司马光政见发生分歧。司马光不听劝谏，苏东坡骂他“司马牛”。苏东坡在朝中受到排挤，他主动申请外放做官。他对皇帝说：“我不愿意参与朝廷新旧党争，您让我到地方上任职，可以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苏东坡是令人敬佩的正人君子。他完全以国家大业、真理事实为依据，不以一己之私为官做人。

　　苏东坡外放杭州期间，治理西湖，修建苏堤，使今天的西湖光彩照人。他用清理西湖的淤泥修建了横贯西湖的苏堤，这就形成了著名的“苏堤春晓”风景。苏东坡让百姓承包西湖水域种植菱角，清理水草。为了不让菱角长满西湖，他命人制作了许多小石塔在湖心围成一圈，圈里不让人们种植菱角。这些小石塔现在只剩下三座，就是今天非常有名的风景“三潭印月”。苏东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杭州的老百姓都非常爱戴他。

　　公元1094年，高太后离世，皇帝亲政，新党重新掌权。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去世，朝廷任用苏东坡曾经的好友章惇为宰相。此人是和苏东坡同一年考中进士，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于是，朝中这些奸邪小人就把苏东坡贬到了蛮荒之地惠州。已年近花甲的苏东坡在瘴气弥漫的惠州，生活极其艰苦。但是，此时的苏东坡早已不在乎这些，他很快就融入到当地的风土人情之中了。他在诗中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东坡在惠州生活得潇洒自在，旷达洒脱。

　　宰相章惇等人嫉妒苏东坡的才名，害怕他回到朝廷担任宰相。他们看到苏东坡在惠州不但没有被整死，反而生活得很好。于是，他们再次把苏东坡贬到了更加遥远的海南儋州。这在宋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已经贬到不能再贬了，再贬就到海里去了。这是宰相章惇等人欲置苏东坡于死地而后快，无异于满门抄斩。儋州不仅经济落后，而且文化也非常落后。苏东坡在儋州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培养了儋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他也是儋州文化的开创者。

　　苏东坡被朝廷召回，途经金山寺时，在自己的一幅画像上题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把自己的流放地看成是自己一生最主要政治功绩，不能不使后人敬佩。章惇之流虽然贵为宰相，那又如何？最后不还是被历史的尘埃湮灭了吗？苏东坡，这位将近一千年前的历史人物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将在历史长河中继续大放光彩，照耀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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